乡贤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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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一刊
《黄金人生永驻科尔沁》-裘胤泽

四十五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向往而又别离,美丽而又有着许多美丽传说的科尔沁草原,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象一杯甜纯的蜜,又象一盅甘醇的酒,更象一剂苦涩的药,让我们百味回肠。别离那里整整三十年了,随兴拙笔点滴,以表达对那段十五年历史沉沉的怀念。

原味篇·三个“错解”一顶“帽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对生活的解读是很程式化的,这个程式简单僵化得几乎像小学一年级的数学,只有加减,没有乘除,更不会有方程。

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凌晨时分,一列知青专列在东北平齐线上的金宝屯火车站抵终,我们被安插在哲里木盟胜利农场五分场(二营)。立足仅几个时辰我们便被冠上了“浙江小地主”的帽子。原因是“错解”有三。

错解一,知青们的辎重行李令农场先前主人咋舌,简直是地主老财搬家。他们用两辆拖拉机,四挂大马车接我们安置到五分场的83名知青,才勉勉强强装下了人和随身行李,此后往返数次,才把我们的家当全部拉完。这对当时嫁娶只有一铺炕,一套被褥、一对箱子,“三转一响”绝对是凤毛麟角的东北农民看来,这些知青的装备,活脱脱象个小地主。他们不了解,我们奔向北大荒是扎根边强安家落户的,我们的长辈是用血和肉把我们“嫁”到东北的。

错解之二,白面馒头当球踢,是纨袴子弟之举。半夜时分到达目的地,锣鼓相迎,八铺大炕已烧得温热。先前的主人用木须肉、菠菜汤和四两一只(每人二只)的白面馒头热情迎接我们。木须肉确实是个好菜,菠菜汤有点牙嘇,喝点汤也罢了,只是看着那枕头般的馒头只是傻笑。三天三夜的旅途,疲惫和上火,初夏袭来的阵阵凉意,既便对土炕觉得“埋汰”的知青们,已经不住暖洋洋的诱惑,以馒头作枕和衣呼呼沉睡而去。天亮一觉醒来,整个大屋就沸腾了,以炕作台,互相嬉闹,其中也不免有人把作枕的馒头当作武器,踢来踢去。一个月才能吃到几顿细粮的农友们看到这种场景真是心疼极了。我记得当时随后就有人来收拾这些“战利品”,作一次细粮享受。

错解之三,便是1+2=3。由1+2之推断,这些“发配”而来的年青人非善者也,必是黑类子女。由此,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雅号——“浙江小地主”。其实也怪不得,当时的城乡差别,南北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大惊小怪顺理成章。随着我们的融入、交流、沟通,这顶帽子也就烟消云散了。

经历篇·九曲十八湾

追溯城市里人到农村去的历史,上个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是不陌生的,五十年代末期就有支农青年和返乡青年,慈溪当时就有一批青年去宁夏,那时候我们刚上小学,夹道欢送的时候用马灯调唱着歌“说宁夏、道宁夏、宁夏是个好地方、土地肥沃又平坦。。。。。。咚咚锵,咚咚锵”。返乡青年的全国典型就是董加耕了。六十年代初,国家出台精简下放政策,不少人从城市工作岗位退下来回到农村(我大哥就是主动报名精简从杭三初回乡的,结果失业十余年),同时又有少量青年陆续到当地农村插队落户(我三哥65年插队到精忠公社)。到了六十代末期,在老人家“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掀起了一个支农支边的大浪潮,据说三千多万城市青年卷入了这个浪潮,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在那个年代的社会大背景下,虽然是一种政治的决策,抑或也有解决“就业”、“屯垦戌边”的战略考虑,响应号召这是客观大势。但作为每个人,都有个人的思考。我就想,城里安排工作难轮到,到当地农村,人均不到半亩地,几个工分也别争了,还是当一回“远来和尚”吧,因此也不用你来动员,第一个到当时的周巷镇里报了名。周巷一共有80名知青年被“批准”支边,加上泗门三人,一共八十三人编成一个浙江宁波地区支蒙第三连,由镇干部担任连长和正排长,周丽娟、干达辉和我分别担任一二三排副排长,发表了“北上宣言”,于六九年六月五日早从余姚上火车浩荡出发。那年正十九岁。



当年正十九

到了农场,重新编了连队,两个大田连,一个后勤连,后勤连包括机耕排、菜园排、鸡鸭号。营部直属还有医疗站、小卖部、食堂、兽医站等,国营农场的配置很完整,知识青年都被分散到各个连队。连队的领导配备,由退伍军人当指导员,贫下中农当连长,知青担任副连长,干达辉和我分别担任了一二连的副连长。由于内蒙“内人党事件”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大约在九月份农场实行了军官(1969年9月1日—1979年9月1日哲里木盟行政上划归吉林省)。知青们真正被关进了笼子,开始老老实实地接受调训。

在农场一共呆了二年半时间,多数时间是干大田活儿。那时候算过每一个人大概要承担40亩地的农活,好在农场机械化程度很高,耕地、播种、中耕都由机械化操作,唯有收割不用“康拜团”联合收割机。后来才知道不用它的原因是所有的秸杆都要留 着过冬取暖用,因为那时的农村是烧不起煤的。落在我们肩上的农活就是铲地、收割打场、送粪。记得有一块地号特别狭长,一垅地就有二亩多面积,铲起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眼望不到边。在麦收的季节,为赶在雨季前,每天都要劳作十三个小时以上,什么叫披星戴月,我们真领教了。

一九七O年冬天,为了显示自己能接受考验,我要求去粮库锻炼。很多人劝我干不了这个行当,但我还是想试一试。当时的粮库没有输送带,粮食上囤全靠人肩上跳送上去。一个粮囤约有五米高,要通过斜搭的五个跳板才能送上去。肩上扛着200斤重不扎口的粮袋,要在五个颤悠的跳板上走上去,一不合拍就有摔下来的危险,这一招学是学到手了,但我的腰从此也就完蛋了。暮冬时季,送粮开始。一次运粮过辽河时“尤特”拖拉机头掉进了冰窟窿,湍急的水流下是流沙,时间长了车子就会陷下去,营部派了“东方红”链轨拖拉机来拖,得有人下河去挂上钩子,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冰冷的河水,刺骨的寒风谁下去呢?血气方刚啊!我跳进了冰窟窿,粮车拉上来了。

七一年开春后,我的腰就不听使唤了,严重时行走都很困难,插友吕思鉴经常背着我上厕所,蹲也蹲不下去,也有人说风凉话,说是佯嗔,在大家争当先进的年代这都是很正常,没必要弄清楚。

八月,麦收又开始了,连队照顾我,让我看守场院,就是守护堆放麦秸的院子,很轻巧,但又极枯燥和岑寂,一个人躲在窝棚里偶尔出来巡逻,偌大的一块场地除了听到昆虫的鸣叫,就是自己的呼吸声。适逢那时开展群众性学哲学活动,我找来了毛主席的《矛盾记》《实践论》等着作,还请我叔从四川寄来《反杜林论》及有关哲学的辅导书籍,有空就钻进窝棚看书,对哲学的一些基础概念,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辨证法”、“机械论”、“唯物辨证法”、“唯物机械论”、“唯心主义辨证法”等有了一些初始的知晓。那时候强调从实践和理论上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看了那些书虽然对深奥的哲学只有皮毛的了解,但对于人生的价值取向还是有裨益的。

在农场的二年半时间,正是样板戏极力推崇时期,农场成立了一个文宣队,农闲时把一些文艺爱好者召集起来进行排练,我们排演的是一出《沙家滨》,除了演十八棵青松中的伤病员,我还兼演其他角色,扮演区委书记,那四句台词始终络在心里“病情不重休惦念,心情自然少优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好象是西皮唱腔。比起周边的农村来,农场的文化生活是比较活跃的,农闲的时候就会巡回到各分场演出,每次演出真象过节一样。各分场还有蓝球队,抽空经常比赛,印象最深的是三分场“白沙5号”胡家达中距离投篮特准。平时吹吹口琴,唱唱塞北江南歌曲,我还有一把廉价的手提琴,傍晚时分在防风林拉上几曲,释怀自己的心情,和贫下中农比起来真还有点“小资情调”。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下旬,我接到场部的通知,借调到农建师筹建办公室去暂时工作,筹备地在哲里木盟所在地通辽市,进城了。天津、浙江,当地40多名知青报到后,旋即分散到各个工作组,被派往拟收编的各个农牧场,我被分到离通辽300公里左右的布敦化牧场工作组,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布敦化牧场地处扎鲁特旗,是草原腹地,牧场除了当地牧民,有许多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从各地涌入的“盲流”,在此安家落户,成分比较复杂,编入兵团要进行一次“清筛”。在牧场的四个多月中,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比在农场艰苦得多,伴生的是锻炼和成长。期间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件是骑马外调。骑着马去外调,当时觉得是极新鲜和风光的事,可没想到这是一次艰苦的磨难。初学骑马尤如纸人骑马,轻不压重,压不住马步,人在马上就象狂涛中的小舟,摇颠不停,第一天下来,整个人都象散了架子一样,连炕上都爬不上去。第二天更惨了,由于坐不稳,屁股与马鞍摩擦破了,几十里不见人烟的荒区,没有什么治疗办法,晚上老牧民说,把裤子脱下来给你抺上点鼻涕,明天就结疥了。还真灵,过了一夜,痛也止了,疥也结了。时间对有心人来说是最好的老师,在同行的蒙族大哥调教下,三周的外调,学到了骑马的本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骑,马就欺你,你能驾驭了,马就很乖的听你,非常惬意。马有多种走姿,一种叫走马,同侧双腿同时前进,马背上非常平稳,端着酒杯都不会洒出来,适宜走长途。一种叫颠马,四腿不同地均匀前进,坐姿比较随意(但你要压得住),比较灵活。还有一种马姿叫“搂”,前面双腿奔,后面双腿蹬,赛马比赛上最常见的姿势。不成走姿的“三脚马”是不会骑马的人才会发生的。

另一件是平生第一次亲临套马现场。“套马”是草原上最生动最富激情的劳动场面,只有经验丰富的牧民,配上精良的座骑,才能套住那桀骜不训的“生个子”马。他们手持套马杆,稳跨座骑,靠近马群,瞬间就把目标套住,这时座骑后蹄紧刹,臀部几乎贴地,一旦套住,“生个子”马前蹄腾空,高仰脖子,嘶叫一声,乖乖就擒。倘若座骑一时刹不住,“生个子”就会夺路狂奔,牧民紧紧握住套马杆紧追不舍,那时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草原上双马飞奔,一路扬起象火箭升空的白烟场面,真叫人热血沸腾,赞叹不已。可惜,在草原十五年,我真正见到旷原上套马仅只一次,虽然此后返乡在“那达慕”大会上见过几次,但那是表演,和原野上浑然不同。

第三件事是学“蒙语”。纯牧区是蒙古人聚居地,工作组吃“百家饭”,跟主妇们交流最大的障碍是语言,常用语必须得学一点,进门就要问候,“赛音别那”(你好),主人卷好烟给你“达么乌”(抽烟)“乌会”(不会),“恩达尔索”(这里坐),“叽哩嘎索”(随便坐),随后会问你“契尼格尔德哈别”(你家在哪里)?“迷尼格尔德浙江别拿”(我的家在浙江的有),然后上炕吃饭,主人很客地说:“淖高依的”(吃菜),然后“巴达依的”(吃饭)。“依地四乜”(吃了吗?)“依地洁”(吃了),她接着一连串跟你说话,我只能说“莫脱会”(不会,不知道)了。其实学蒙语,在很多人名、地名中就能学一些单词。“巴特尔”(英雄),宝音朝音(宝石), “乌兰夫”(红孩子),红小鬼,乌兰夫姓云名泽,他女儿云曙碧是当时哲里木盟盟长即专员。 “乌兰浩特”(红城),“呼和浩特”(青城)。蒙语中也有不少泊来语,如萝卜称“劳蓬”,饺子称“扁食”,古汉语中饺子就称扁食,东北很多老乡把火柴叫“取灯”,蒙语也叫“取灯”。

一九七二年五月,工作组结束了使命,临时抽调的各方人员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和部门,师部在40多知青中,筛选我和科左后旗的知青张文学,留下来被分配在政治部做电影放映员,六月到八月,我们在长春电影机械厂学习了三个月。回筹建办后担任电影放映员,我还兼做一些文字抄写工作。九月,接到上级命令,农建师停止筹建工作,军人回原部队,地方干部待分配,所有抽调上来的知青全部安置到三线单位,张文学当兵去了南京,我被顶头上司张志金参谋留下做留守。年底,他把我推荐给了他的上司时任哲里木盟劳动局军代表阿拉坦(当时正团,离休享受正师)局长,经过考察,一九七三年一月我被安置到哲盟劳动局工作,一月份报到后,因又刚到新单位工作,第四个春节又不能回家过年。七三年初“老人家”作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局里领导都推荐我去上学,让我边工作边复习,以复习为主,复习了四个月参加了考试,出了个张铁生,中途纠结了一阵子,延误了入学时间,十月份被录取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念书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毕业又回到了通辽。分别在盟劳动局、计量局、科委、民政局工作。直至一九八四年,因妻儿均已回原籍,再三跟组织要求,辞掉了职务调回慈溪工作,八四年五月到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上班,结束了东北十五年的工作生活。

人生的成长,自己的投入固然重要,但一路的机遇也至关相戚,特别是路遇知音是一个人的褔份。从农场的吉力布和教导员,到农建师的张志金参谋,再到阿拉坦局长,这些成长中恩重如山的师长,可以说他们包容了我生命的全部。还有情同手足互勉共进的师兄黄德昌(七三年任劳动局副局长,处级退休),师弟吴日山(现任内蒙古有色地矿局局长),是我成长的强大推力。还有我的那些胜似兄弟的同事及朋友,胡树森、张初一,叶东安、陈世文、安玉山、田周良、李洪文,张雁翔等等等等,太多了,这些都是科尔沁给我留下的念想,也是第二故乡让我终身难忘的所在。


感悟篇·缘、魂、情

记得有人曾让我猜过一个谜语,谜面是“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打一动物。谜底是“人”。人,呱呱落地爬到这个世界,说实话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而归宿。谜语中所描述的是人的生态变化;孔圣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对人生成熟理性的划分,而我说的缘、魂、情是人生万花筒中的一组几何图案。

中国人很讲缘分,但大多把遇到“利好”看作缘分,对磨难、曲折、艰苦往往都不愿认作“缘”,或把它认作“倒霉”“晦气”。缘分是什么?我也很混沌,字典里解释为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正因为可能性是不确定的,宿命的人认为缘分是人与人之间由命运注定的遇合的机会,“天意”也。天意也好,人意也罢,我把缘分理解为“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是人一生中难得的弥珍。

人生的机缘其实是很多的,念书的有同窗缘,当兵的有战友缘,一起工作的有同事缘,上山下乡的有插友缘,成家了有姻缘,亲戚朋友称亲缘,萍水相逢成为知音者为邂逅缘,等等。

缘只是一种巧合的机会,但延续缘的存在,支撑她的是魂。魂是一种精神。有魂,缘才能结果,否则缘只能像昙花一现,付之东流去。铭记缘分,珍惜缘分是人的本分。在第二故乡,我们有过磨难、艰辛、失败,但我们也有欢乐、幸福、成功。她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敞亮了我们的眼界,博放了我们的胸怀,增长了我们的才干,改写了我们的人生。魂牵梦萦缘分的人才能懂得和享受七彩人生。我们纪念支边的节日,就是人生缘魂溅放的一朵朵浪花。

缘魂结合的结果是情。情是缘魂展示的载体,情是在灵魂中把缘延续的动力。四十多年过去了,第二故乡的一切彷佛就在昨天。那高耸的语录塔,连绵的防风林,秋熟的青纱帐,冬天的打粮场,肆虐的大风沙,冰冻三尺的三九天,繁忙的运粮队,套马的狂飙景象,寒窗三年的苦与乐,机关工作频繁换岗的甜与涩,我们都收入过眼帘,铭印在脑海。大田里、菜园子、鸡鸭号、机耕队、粮库、冷库、篮球场、文工团、草原上、大学府、政府大院都留下过我们的身影,也留下了泪水和欢笑。支左的兵哥、蒙冤的退伍军人、哲盟五、七干校的干部、来自双胜平安的贫下中农、农场的就业人员及子弟、来自浙江、天津、通辽科左后旗的知青,推荐而走到一起的同窗,各种脸谱的机关工作人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走到了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岁月,也留下了不会遗忘的情谊。

一眼望不到头的一垄地,不经意中间有人铲过了;食堂里有人会在你的菜汤里舀上一片难得的肉片;见面叫你一声“赛因别那(蒙语:你好)”,探家时祝福一声“一路平安”,一点一滴都会让当时的你暖情滚涌。农闲了,串串门,走进矮小的土房,坐在烫屁股的土炕上喝上几盅,酒不醉人人自醉,那是浓浓的情在燃烧。每个人都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是看你是不是有心人。让激情变为理智,让理智变为智慧,让智慧变成经验,是那些师长、兄弟、朋友们让我们在社会滔滔的长河中学会了游泳,呵护了成长。1984年回到老家后,几乎每隔两三年我都要北上去第二故乡,因为那里不仅留下了我们的人生足迹,更因为那里有割舍不断的情。时间越久远这个情就像陈年的老酒更醇浓,不妨我们常回家看看,常一起会会,叙叙旧,喝喝酒,谈谈人生,尽能力做点微薄的善事,疯狂一点也没关系,反正都是激情的涟漪,情的火花。

不同的人对人生的感悟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会把岁月的痕迹,人生的风浪写在脸上,有的会刻在心里。我希望把我们一生的缘魂情铭刻在心里,这样我们才能有感恩的心情。有感悟才能有感恩,有感恩就有感情,有感情就会感谢,有感谢才会有感动。哪怕在那个年代我们有过对立、逆境、残酷,我们也要感恩,正因为那些对立、逆境、残酷催生了我们的正能量,并发挥到了极致。

知青朋友们,让我们牢记感恩的心继续去描绘丰富多彩的人生吧,不管我们有多老,直到永远。

文章选自《慈溪乡贤》杂志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