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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一刊
《从《严先生祠堂记》说宋儒气象》-虞云国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曾主持庆历新政,卒谥文正,着有《范文正公集》,他的《岳阳楼记》是家喻户晓的。这里试图对其《严先生祠堂记》(简称《祠堂记》)的思想史意义略作申论。原文不长,为便论述,先转引如次: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祠堂记》创作于景佑元年(1034),这年范仲淹正在贬知睦州的任上。他之被贬,是因谏阻宋仁宗废黜郭皇后的缘故。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后宫尚美人等纷纷得宠。郭后嫉恨之下,在欲打尚美人时,打在了为之庇护的仁宗身上。仁宗亲政初,曾与旧相吕夷简商议宰执班底,拟将刘太后信用的执政罢政出朝,回宫将此意图泄漏给郭皇后,郭后说:“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仁宗便连夷简一起罢免。吕夷简从内侍处得知罢相底里,不动声色,半年后再次入相。现在,他逮住机会,为泄私忿,怂恿宋仁宗废后。范仲淹时任右司谏,认为这会影响皇帝的名誉和朝廷的脸面,但仁宗执意不肯收回成命。于是,范仲淹便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采取了台谏言事的极端方式,率御史台、谏院全体台谏官伏阁进谏。仁宗命夷简“召台谏谕以皇后当废状”,双方在政事堂展开大辩论,范仲淹指斥吕夷简无异于挑唆父亲休掉母亲,夷简词穷理屈。为平息风波,次日,范仲淹被贬睦州,即日押出国门,其他台谏官也陆续贬官出朝。

士大夫士气经过宋初六七十年的涵养作育,台谏制度又在宋真宗晚年得以健全与整顿,废后事件无意中成为官僚士大夫伸张士气的一次热身。在表面上,台谏官被宰相与皇帝联手击败,但在士大夫的舆论中,范仲淹他们获得了“忠直不挠”的高度评价。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台谏官入宫伏阁,力谏废后,其意义不容小觑,应视为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景佑元年正月,范仲淹踏上南贬的路程。一路上,他反思所作所为,认为自己力劝仁宗回心,正是履践了儒家的纲常伦理,因此即便举家十口贬谪出京,也毫不后悔,甘之如饴。他在《谪守睦州作》诗里表达了这种信念: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圣明何以报,殁齿愿无邪。

他激励自己永远保持“无邪”以报答“圣明”,这里的“无邪”与后来理学提倡的“诚”一脉相通。在另一首诗里,仲淹不经意间对“无邪”作了说明:

万钟谁不慕,意气满堂金。必若枉此道,伤哉非素心。

万钟之禄,意气满堂,虽值得羡慕,但如枉道以求,就违背了“诚”所要求的“无欲”准则,这是有伤“素心”,有违“无邪”的。舟过淮河,遇上大风,几乎倾覆,妻子不免说他惹事,尽管转危为安,范仲淹有《赴桐庐郡淮上遇风》诗纪其事: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他表示自己不会做自沉汨罗的三闾大夫,因为宋朝毕竟不是楚国,而要继续尽“忠信”,哪怕“尽室任风波”也不改其志。

抵达贬所后,范仲淹向皇帝上了谢表,再次声明自己冒死谏诤的正当性:“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他仍然建请仁宗“思启心沃心之道,奖危言危行之臣”,而对自己的远谪,则表示了处之坦然而不改初衷的态度:“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乐道忘忧,含忠履洁,范仲淹为自己规范的人格追求,实际上也是其后宋学倡导的人格内涵。

睦州是浙西风景胜地,富春江由西南流向东北,江上最着名的就是严子陵钓台。范仲淹被这里秀丽的山水深深迷醉,写了《萧洒桐庐郡十绝》,在诗里不禁感叹:

萧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江山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二十余年前,着名谏官田锡也因上章言事而移官睦州,范仲淹颇为能追随其后而自豪:

山水真名郡,恩多补谏官。中间好田锡,风月亦盘桓。

他深感自己没能做好皇帝的耳目,希望外补还能起点作用。游览钓台,范仲淹有感于那些随风摇摆取媚君主者,相比孤介独立的严光,不就像子陵滩畔的绿蒲一无可取吗?他把这些感想写入诗中:

不称内朝裨耳目,多惭外补救皮肤。子陵滩畔观渔钓,无限残阳媚绿蒲。

到郡不久,范仲淹遇到一个原在皇家花苑供职的花吏,“中途得罪”,“窜来江外”,向他哀叹贬谪岁月愁苦无生趣,一技之长也无处施展。仲淹也有诗感兴说:

我闻此语聊悒悒,近曾侍从班中立。朝违日下暮天涯,不学尔曹向隅泣。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幽求功业开元盛,亦作流人过梅岭。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栖栖吊形影。

他对花吏的态度不以为然,认为人生荣辱都是暂时的,没有必要向隅而泣,自己才能不及汉文帝时贬谪长沙的贾谊,功业也难比唐玄宗时从丞相谪守睦州的刘幽求,但能贬到这人间仙境,自可以涵泳名教,何苦栖栖惶惶自吊形影呢!

出守睦州,是范仲淹人格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他来说,这是进谏大波后少有的间歇,环境平静,公务悠闲,有足够的闲暇供其梳理思想、反思人生。他自称“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经常“江干日清旷,寓目一搘筇”,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在某种意义上,《祠堂记》就是他深度思考的集中表达。

在睦州不到半年,范仲淹做了两件有益地方的大事:一是大兴州学,二是建严子陵祠。关于前者,南宋《淳熙严州图经》说,在他到任后,州学“始建堂宇斋庑”。关于后者,他自称:“某景佑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而乃以从事章岷往构堂而祠之,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他不仅亲自撰写了《祠堂记》,还动用权力免去了严光后裔的徭役。

数月以后,范仲淹奉调苏州,还特意“道出其下,登临徘徊”。到任苏州后,他“又念非托之以奇人,则不足传之后世”,特派郡校给隐居丹阳的小篆家邵餗送去亲笔信,以便当场取回对方篆书的《祠堂记》,转给桐庐的严先生祠堂。他在致邵餗信中说:“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由此可见,对修祠堂,撰记文,范仲淹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视与寄托。宋元之际谢枋得别有只眼,指出《祠堂记》“大有关于世教,非徒文也”。这就提醒后人,绝不能以寻常散文等闲视之,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探究《祠堂记》宋学意义的主旨所在。然而在进入讨论之前,仍有必要将严光本事略作介绍。

严光,字子陵,《后汉书·逸民列传》有传。他与光武帝“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寻访到以后,严光致函时为司徒的侯霸,对这位故旧说:“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纲领绝。”光武帝“即日幸其馆,(严)光卧不起”,光武帝说:“咄咄子陵,不可以相助为治吗?”严光对视良久,说:“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希望光武帝行德政,自己也就不必出仕。光武帝叹息:“子陵,我竟请你不动。”遂与他“论道旧故,相对累日”。晚上“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以至次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即《祠堂记》所说的“动星象”。光武帝让他做谏议大夫,严光“不屈,乃耕于富春山”。

严子陵钓台早在南朝已为名胜。《方舆胜览》卷5《建德府》引《西征记》说“钓台”:“孤峰特操,耸立千仞。奔走名利,汩没为尘埃客,一过其下,清风袭人,毛发竖立,使人有芥视功名之念。”严光后来名列《高士传》,后人将其塑造成隐士中敝屣名利权贵的经典形象。历来纪念严光的诗文连篇累牍,但多着眼其超然遁世的隐士身份。不妨略读几首以见一斑。唐代许浑吟道:“严陵台下桐江水,解钓鲈鱼有几人?”南宋潘德久诗云:“堪笑红尘吹帽客,要来祠下系行舟。”连朱熹也未能脱出这一窠臼,其《水调歌头》云:

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

空余千丈岩石,高插碧云端。

想象羊裘披了,一笑两忘身世,来把钓鱼竿。

不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


中兴主,功业就,鬓毛斑。

驱驰一世豪杰,相与济时艰。

独委狂奴心事,不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

爽气动星斗,千古照林峦。

这种形象在元代散曲里也俯拾即是,卢挚《折桂令·箕山感怀》云:“五柳庄瓷瓯瓦钵,七里滩雨笠烟蓑。好处如何?三径秋香,万古苍波。”鲜于必仁《寨儿令·隐逸》云:“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钓叟谁称?农父谁名?去就一般轻。”

然而在范仲淹看来,这种萧然出世的隐士形象,完全误读了严光。他虽也说“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但在他的心目中,“侣鱼虾而友麋鹿”的隐逸之趣决不是严子陵故事的主要意义,而他“构堂而祠之,又为之记”,目的就是要在致邵餗信里所说:“聊以辨严子之心,决千古之疑”。于是,范仲淹试图重新解读历史,以期抉发严先生的本心,荡涤千百年的疑云。他在这个古老故事中注入了宋学的基本要素,寄托了自己的人格形象。

首先,范仲淹在《祠堂记》里把“道”这一宋学的最高原理与基本准则引入了君臣关系,认为严光与光武帝之间是“相尚以道”。这种“道”体现在臣下身上,就是要在至高无上的君威面前,保持独立的人格,言其所当言,行其所当行。就严光而言,他的故人奉天承运,接受了儒生强华所献《赤伏符》里“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谶言,即皇帝位,被视为“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还有谁比他更伟大的领袖吗?唯独严光“相尚以道”,“以节高之”,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他既可以明确要求光武帝像尧那样“着德”,也敢于表明“士故有志”,坚拒其所赐的官职。诚如后人所说:严光“既以道成光武之功,又以道全一己之节,此文正所以祀先生,而先生之所以能为文正祀也。”(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这种“道”体现在人君身上,就是要有“包乎天地之外”的宽广胸怀,以生民为本,待臣民以礼。就光武帝而言,虽贵为人主,却与严光始终保持友人的关系。对老朋友一身傲气不愿相见,也不以为忤,先是命人寻访,接着备车礼聘,继而亲临其馆,邀请故人辅助他治理天下。故友同榻话旧,“足加于帝腹”,并不领他的情,执意要回富春江躬耕渔钓,天下还有比他更狂傲不羁的人吗?但据《后汉书》本传,光武帝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以礼下之”,甚至在其归隐富春后,建武十七年(41),“复特征,不至”。在范仲淹看来,光武帝对严光能“以贵下贱”,“以礼下之”,就是为君者“相尚以道”(1949年柳亚子得领袖和诗云:“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玩味其意,似有堵住不同意见、强加个人观点的倾向,但柳亚子也不是严光)。范仲淹还在强调“君道”的民本内涵,指出:同样只有“以贵下贱”,才能够“大得民也”。“得民”不仅是传统儒学,也是宋学对君道的最高要求。范仲淹文集内有《君以民为体赋》、《政在顺民心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仅从赋题就不难感受其执着强烈的民本色彩。而在《祠堂记》里,他则言简意赅地用“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来规范他心目中的为君之道。清人林云铭在《古文析义》里颇中肯綮地指出:“文正此记,首言其相尚,继言其相成,末言其有功名教,总以‘道’字作线。”

其次,范仲淹在《祠堂记》里首倡宋学的名教观,旨在挽救五代以来道德颓丧、士风浇薄的弊病。名教一词,泛指封建伦理道德系统,其内涵与时推移。范仲淹一贯主张:“儒者自有名教可乐”,故而钱钟书认为,范仲淹始倡宋代名教,他不仅是北宋学者中最早赋予其全新内容的思想家,也是名教思想的忠实履践者。范仲淹在睦州有诗回顾因谏而贬事:

君恩泰山重,尔命鸿毛轻。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荣。

所畏惧的就是名教规定的君臣大义。名教也是他在睦州一再思索的大问题,其诗坦承:“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早在其前四年,即天圣八年(1030),他就指出:“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圣人敦奖名教,以激劝天下”;“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后人赞扬他“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于名教,夫岂少哉!”。范仲淹的名教观内涵相当丰富,但主要还是仁诚与忠义,而《祠堂记》则是其名教观的提炼与浓缩。他认为,严光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对光武帝以诚相待,径劝其“着德”;对光武帝问他“朕何如昔时”,也不阿谀奉承,直言相告仅“差增于往”;对光武赐官,也不屈就,“泥涂轩冕”,一口回绝。范仲淹指出,所有这些“高尚其事”的言行,都展现了严光人格之高大,“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限于文体,作者不可能对名教做深入的论述,而主要借助于表彰严光来完成这一目标。因而清人认为,《祠堂记》“将有关名教极力抬高,于光武顿觉生色,于子陵大有身份”;甚至推许“先生此祠,乃名教之首”。

再次,范仲淹在《祠堂记》里强调了士大夫的名节观念。顾炎武《日知录》论宋世风俗道:“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之陋。”而朱熹则以为:“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可见其倡导名节,居功至伟。宋代名节观念,内涵亦颇宽泛,不仅仅指忠于一姓、以死殉国,更包括诸如立朝有节、行己有耻等士人的风骨操守。范仲淹在睦州诗云:

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

这种犯颜直谏,事关士大夫立朝的名节;而他一再推崇“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则关乎士大夫行己的名节。他曾与吕夷简议论人物,夷简称:“阅人多矣,无有节行者。”他说:“天下固有人,相公不知尔。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节行者不至也。”惟其如此,范仲淹到睦州即有《钓台诗》表彰严光节行:

汉包六合罔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

认为严光像冥鸿爱惜羽毛那样珍视名节与清誉,名垂青史,砥砺后人,其功反高于助光武定鼎的云台三十六功臣。异曲而同工,《祠堂记》着意标榜与大力褒扬的也是严光傲岸特立、耿介不屈的风骨气节。范仲淹先是说严光对万众仰望的光武帝“以节高之”,继而说他“泥涂轩冕”,而后说他“不事王侯”,强调其节行凛然、特立独行的那一侧面;对他的评价也可谓推崇备至,先是说他“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继而说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后说他“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他推为士大夫人格独立与节行超群的典范形象。《朱子语类》指出:“至范文正公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而《祠堂记》的振作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范仲淹在《祠堂记》里自然贴切引用了《周易》的卦爻辞,开启了宋代易学义理派的先河。范仲淹对易学是深有研究的大家,早在天圣五年(1027)前后就着有《易义》与《易兼三材赋》等易学论着。他治易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运用《周易》中穷神知化的辩证思维,来灵活分析天地人事、内圣外王等相关现象与问题。在《祠堂记》里,他引用了两条卦辞,来论证他所推崇的君臣之道。一条是《蛊》卦,其《彖辞》曰:“刚上而柔下”,“刚上”者指君主,“柔下”者指臣民,“刚上而柔下”故“天下治也”;其《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前人李鼎祚注曰:“山者高而静,风者宣而疾,有似君处上而安静,臣在下而行令也”。《蛊》卦前五爻的爻辞均指清除宿弊,天下多事,故“众方有为”,但其第六爻,即“上九”,爻辞却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象》进一步说:“不事王侯,志可则也”。也就是说,作为“柔下”的臣民,既可以“众方有为”,辅佐君上治理天下,也可以在治蛊之事完毕后,退居在野,“不事王侯”。而在范仲淹看来,后一种选择更“高尚其事”,“志可则也”。另一条则是《屯》卦,其《彖辞》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是很难应对的局面。此卦第一爻,即“初九”,其《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此爻为阳爻,即所谓“阳德方亨”,以君主言,正是红太阳升起而万众瞩目之际,这时能够谦卑自处,甘居下位,即所谓“以贵下贱”,“以礼下之”,就能“大得民”。范仲淹深通《周易》卦爻,要言不烦地指陈了为臣之道、为君之道及两者辩证关系,也为宋代义理派《易》学在方法上做出了卓越的示范。


对范仲淹,以往多景仰他以人格魅力开出宋儒气象,近来渐有学者推许他为宋学开山。而对《祠堂记》在其中的作用,似仍未充分抉发,故不揣识小之讥,略作发微之论。宋学在仁宗亲政后基本形成,而北宋士风之纯粹也在仁宗朝进入了黄金期,《祠堂记》作于景佑亲政之初,不啻可以视为范仲淹倡导宋学与振作士风的标志性文献。

文章选自《慈溪乡贤》杂志第六期